季子挂剑的历史故事，作为充分表达中国人对于友情及诚信的理解，已成为经典，从《史记》到现在，流传了几千年，几乎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但作为故事的载体、文物遗存的主体——季子挂剑台的真实发生地，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定论。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的诚信精神，有必要寻根问祖，正本清源，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先从季子让王位说起
季札(前576年一前484年)，姬姓，寿氏，名札，又称公子札、延陵季子、季子，是周朝吴国人，因受封延陵一带，又称延陵季子。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他们的祖先是周朝的秦伯，经常被孔子赞美为“至德”之人。秦伯是周朝王位继承人，但父亲太王，有意传位给幼子季历以及孙子昌。于是秦伯就主动把王位让了出来，自己则以采药为名，逃到荒芜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
到了春秋吴国十九世，寿梦继承了王位。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诸樊、次子馀祭、三子馀眛、四子季札。四子之中，季札博学多才，贤德仁义，寿梦想效仿周太王立文王为继任君王的立贤传统，准备立季札为君。
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去世，根据寿梦遗命，吴公室欲立季札为国君，季札坚持确立嫡长子继统原则，礼让不受，使寿梦遗命终究没有实现。在季札的坚持下，乃由长子诸樊总揽政事担当国君。诸樊等到父王丧期过后，又要将国君之位让给季札，季札再次辞谢。吴国从诸樊到馀祭，从馀祭到馀眛，三世30余年间的权力更替过程中，均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制进行。多次的王权更替，都因季札坚持礼让，确保了国家权力的顺畅交接，制止了可能引发的内乱，使吴国赢得一段宝贵的稳定发展时期，终于成为春秋一霸。
馀眛死后，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制，应该轮到季札为国君，国人也希望授权于季札，季札再次礼让并逃避，馀眛子僚及位。王僚继统，既违背先王寿梦和诸樊的必致国于季札的遗命，也不符合嫡子嗣国的礼制，终于成为公子光杀王僚代立的口实。公元前515年，即吴王僚十二年，诸樊的长子公子光派专诸刺杀吴王僚，自己做了吴国的国君，即吴王阖闾。
当时季札在晋国，听到吴国政变后返回。此时的阖闾想把国君之位交给季札，但季札坚决推辞不愿接受，他说：“你杀了吴国的国君，我如果接受你让出的国君之位，岂不是与你合谋篡位吗?”季札于是去了延陵(今常州)，因之世人称之为“延陵季子”。季札后来终身没有回吴国。季札为了国家的利益四次让王位的高风亮节，传为千古美谈。
季子挂剑故事的形成
季札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家，曾在公元前485年，楚国名将进攻陈国时，吴王派季札救援陈国。季札凭着胆识和智慧，传言给子期，明确表达自己的反战态度，经过一番调停，平息了一场战乱，由此彰显出季札非凡的外交能力。
公元前544年，也是吴王馀祭四年春天，季札奉命出使鲁国，接着又访问郑国、卫国、晋国。在途经徐国时，季札想到平时听闻徐君仁义，决定前去拜访。当他看到徐国人民安居乐业，五谷丰茂，心中不禁暗暗称赞：“徐君素以仁义著闻，果然名不虚传，今得见矣。”于是拜见徐君时，倾吐仰慕之情。徐君得知素有贤名的季札来访，十分高兴，以高规格的礼仪盛情款待。徐君一见到季札，就被他腰间的一把闪动的佩剑所吸引。古时候，佩剑是一种装饰，也代表着一种礼仪，无论是士臣还是将相，身上通常都会佩戴着一把宝剑。徐君注意到，季札的这宝剑，铸造得很有气魄，几颗宝石镶嵌其中，典丽而又不失庄重，只有像季札这般气质的人，才能配上这把剑。徐君虽然心里喜欢，却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只是不住地朝它观望，不便明言。季札虽心知其意，但无奈出使诸国，宝剑是身份的象征之一，所以暂时不能相赠。季札内心已定，等出使各国之后，一定回来将这把剑送给徐君。
怎料世事无常，当年秋天出使各国之后，季札又路过徐国，而徐国国君已经去世，葬在徐国都城的郊外。他站在徐君墓前，望着苍凉的天空，内心有说不出的悲戚与感伤。可是，季札还是解下佩剑，让徐国嗣君代替收下，嗣君不愿接收，说：“先王当年并未留下君命要接受这把宝剑，小王万万不敢接受这珍贵之物。”季札的随从看到此景，非常疑惑地上前劝阻：“此剑是吴国之宝，怎么可以赠人呢?再说，徐君已经过世了，你赠这把剑又有什么用呢?”季札回答说：“徐君虽然已经离世了，我内心的承诺却常在。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我心中也早就把宝剑送给他了。君子讲求的是诚信与道义，怎么能够因为他的去世而背弃为人应有的信与义呢?”于是，季札把宝剑挂在徐君墓地的大槐树上，对着墓碑躬身而拜，然后返身踏上回国之路。
季札挂剑的行为，获得社会广泛赞赏，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季子挂剑的地方修建起“季子挂剑台”。徐国人遂作《徐人歌》，唱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季札挂剑的故事，早出自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季札之初使，北遇徐君。徐君好季札之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之后，西汉刘向著《新序·节士》，曰：“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心欲之。季子为有上国之事，未献之;然其心许之矣。反，则徐君死，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不受。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明代诗人杨于臣有诗曰：“季札报徐君，冢树挂剑锋。至今泗水南，高台遗芳踪。”清代状元李蟠有诗为证:“斯事何关物有神，交情赖此尚留真。三朝仍自称公子，一剑安能负故人。国乱先机脱匕首，君仇遗恨失延津。匣中亦有吴钩在，酹酒西风看几巡。”此乃足以佐证，季札挂剑故事的文化影响久远，广为流传。
中国有句俗语：“人在人情在，人不在断往来。”季札的行为，却表现了对友情的坚定，一诺千金，生死不渝，何况这许诺还没有付诸言语，变成契约呢?季子挂剑台作为诚信的象征，是一座友情与仁义的丰碑，表明了古人对情、对义、对诚实、对诚信的一种表现。
季子挂剑台考证的N种版本
季子挂剑台究竟在何处?张瑾先生在《邳睢脚下的徐国故事》一文中，就季子挂剑台遗址考证争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为纪念这则佳话，全国涌现出十几处季子挂剑台。崔学法先生退休之后，为考察古徐国文化，自费走访了全国多个季子挂剑台：山东省阳谷县张秋挂剑台、山东平阴挂剑台、泗洪张墩挂剑台、河南封丘挂剑台。就徐州而言，挂剑台也不止一处，睢宁苏塘挂剑台，徐州市区老八中旧址曾有挂剑台，新一处是2004年在云龙山西坡新建的挂剑台。
崔学法说：从各自论述来说，似乎泗洪张墩挂剑台理由更充分，泗洪引用了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记载，“徐君庙在泗州徐城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挂剑之徐君也。”另据《环宇记》，“大徐城北临朱沛水(今朱家湖)。每水涨，周围浩渺，此地不没。其里名挂剑台。”然而因年代久远，造成了台址的迷茫，泗洪用来引证的两处史料自相矛盾。
崔学法分析，要想知道挂剑台究竟在何处，首先要找到徐国国君墓的所在。自周穆王十三年徐偃王在泗州被周朝打败，逃去武原徐山(有考据说在邳州戴庄镇倚宿山)，徐偃王死后，周穆王降封其子为子爵，徐子国再也没有离开过武原。因此推论，徐君墓只能也只有在邳州，邳州才是真正的挂剑台所在地，徐山不远的古墓葬(大土堆)极有可能就是延陵季子的挂剑台。
张瑾先生在文中还说，小到一个城市，大到一个国家，其历史和文化很大一部分都是遗迹在证明和记录，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对古迹遗址如此钟情。然而，由于历史久远，地理变迁，很多旧址其实已无力定论。无论是泗洪的挂剑台，还是被本地学者广泛认同的邳睢交界倚山麓挂剑台，它的使命和作用，早已不仅仅是为了标注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坐标，而是在新时代里传递远古的仁义礼信，为的是让我们身边的风景，对这个城市的文化有一个美好的诠释。
在此，真得感谢张瑾先生把仁义诚实守信为核心内容的徐文化推介给我们，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育。感谢崔学法老师对徐文化研究的执着精神对我的影响，以及对季子挂剑考证指出的方向，使我从中获取线索和力量，对季子挂剑台考证工作少走了弯路，并坚定了我顺藤摸瓜，打通后“一公里”的决心和信心。
徐君到底是谁
徐君，当然指的是徐国国君。徐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共1646年，从若木封国到章禹失国，共传43世44位国君，其恕无子，弟思嗣位。徐国的传统是仁义治国。“仁”在甲骨文里就出现了。而甲骨文是殷的文字，是文明到了殷商时期的产物。徐和殷是联姻的，殷的先人也是东夷人，徐和殷都是远古文明的创造者，而且徐的仁义思想更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伯益即大禹时代。伯益大仁大义，辅佐大禹治水，功劳巨大，但从不居功自傲。本来舜和禹都选他继位，但禹的儿子启霸了朝政，改禅让制为世袭制，将社会推进奴隶制。伯益非但无反意，为稳定天下却恪守德操，在会稽山为大禹守陵三年。徐国以仁义为立国之本，代代相传。
其中有名的是徐偃王。《后汉书·东夷列传》：“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偃王虽败，仁义千古，便成为天下效仿的典范，成为徐国的“传承之宝”，直至章禹，都不失仁义。
那么，季子挂剑之徐君指的是谁呢?史书里没有明确记载，几乎无考。但是，我们可以从年代查找，推估这位值得季子挂剑的国君。
据朱浩熙先生《彭城挂剑台考》推断，这位国君应是四十三代徐亘(同桓)。据修于上上世纪末的东海郡《徐氏宗谱》记载，四十三世，亘，东周定王时承袭徐国第四十三代国君，生一子。四十四世，章禹，东周灵王时承袭第四十四代国君，周敬王八年被吴所灭，生一子。又据明万历十三年鲁西《徐氏宗谱》称：“亘，周定王时嗣位。章禹，周灵王时嗣位，至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为吴所执，失国。”经考证可以推出：周定王时期是在公元前606年至公元前584年，这期间徐国国君是徐亘。周灵王时期是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545年，这期间徐亘传位给章禹，然后章禹到周敬王八年即公元前512年亡国。说徐亘传位的时间应该是周灵王的后一年即公元前545年，大致没有出入，这比《徐偃王传》的说法，为周景王元年即公元前544年，仅差一年。而且，徐国在徐亘和章禹之间不存在其他国君。所以，季子挂剑的徐君只能是徐亘。
徐亘、章禹及季札
关于徐亘、章禹、季札三人的关系及季子挂剑的历史背景，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春秋·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子执徐子。”
《左传·昭公四年》：“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
《尔雅》：“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
《春秋·昭公三十年》：“冬十月有二，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传·昭公三十年》：“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徐子就是章禹，章禹的母亲是吴国人，徐、吴王室之间有着密切的亲戚关系。这种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在《徐偃王志》中有着更加明确的记载。曰：景王元年(注：公元前544年)，吴子以我婚于吴，故使公子季札来聘。带宝剑，君色欲之。其年君薨于楚,太子即位。季子既西聘还,过我,脱剑而致之嗣君。从者曰：“此吴国之宝，赠之何也?”季子曰：“非赠之也。昔者之来，徐君视吾剑不言。吾视其色欲之，有上国之使，是以未之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而欺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而致之嗣君。君曰：“先君未有命焉，孤不敢受剑。”季子乃带剑于先君之墓树。御者曰：“徐君已死，谁为带乎?”季子曰：“吾心许之矣，不可以君死倍吾心。”卒带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由此可以看出，章禹不但是吴国的外甥，还娶了吴国的媳妇，因为有了这层亲戚关系，季子在出使各国的过程中，来回路过徐国，并愿意将宝剑赠予徐君，这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了。
徐君墓地考
与季子挂剑相关的徐君是徐亘，这可以确定，徐亘去世的时间是公元前544年，这也已经明确。那么，徐亘的墓地究竟在哪里呢?
据史料记载，徐国在1646年间经过几次大的迁徙，其中，公元前962年，偃王去国，周共王复封宝宗为国君，都彭城，后改封颍川侯，迁往武原徐城，至公元前512年章禹失国共450年，共袭宝宗、仁、宏、希、尪、恭、畅、永、恕思、强、亘、章禹共12世13位国君(恕无子，弟思嗣位)。因此，按照常规推论，除章禹去楚外，其余12位君王的墓地都应在武原境内，徐城附近。
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的极端匮乏和考古条件的限制，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有许多关键问题：如徐国都城的位置、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等，都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徐亘王墓地即季子挂剑台的真实遗址，一直没有找到充分的考古材料相印证。包括睢宁明清时期修建的大花山坡下的季子挂剑台和2004年徐州云龙湖新建的徐君墓和季子挂剑亭，都是出于对季子诚实守信精神的崇尚和纪念，或为了发展当地文化旅游的需要而兴建的，这些地方既没有遗址的真实史料记载，也没用考古铭文的充分证据，只能在“彭城”、“武原”(武原县明清时隶属下邳)所以，在睢宁、徐州建季子挂剑台有他一定的理由。这个大范围内选定一个纪念地。
徐国本土一直没有发现徐国墓葬和徐器的情况，直到1993年才告结束。1993年初，江苏省邳州市博物馆对戴庄乡梁王城九女墩三号墩进行了发掘;1995年夏，徐州市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对梁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同年，南京博物院等对九女墩二号墩进行了发掘;1997年11月、12月，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对九女墩四号墩进行了发掘。这一系列发掘连同八十年代初在生产建设中遇到破坏的九女墩五号墩、六号墩，出土了大量的徐国文物，尤其是九女墩二号墩、三号墩，出土了大批带有铭文的徐国青铜编钟及其它青铜礼器，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我们认为九女墩大墓群为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群，梁王城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国都城遗址。
徐国九女墩大墓群的发现，提供了一大批文物，我们就有条件能够比前人更深入地了解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及其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能够更完善地建立起徐国器物的相对年代，使徐国历史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同时也为我们第一次跨越单纯之文献记载，为考证徐君墓即季子挂剑台提供了契机。
令人惊喜的是，四川成都大学孔令远教授，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后来在《考古》2003年第9期《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春秋墓发掘简报》中，不仅利用出土和发掘的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当地民间传说，证明了史书和地方志中关于春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城武原县一带活动的记载是真实的，还对出土青铜器铭文进行了诠释和考证，特别是对九女墩四号墩的铭文的考证，对季子挂剑台的认证有了重大发现。
孔令远教授在《考古》2003年第9期的《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春秋墓发掘简报》上，针对九女墩6号墓(其实是4号墓，在以前所以资料上都是4号墓。这里有误)出土的铜器残片，发表了该器铭文拓片，铭文释为：
从铜器残片的形状看，该器为小、矮颈，鼓腹，器形应为徐舒吴越地区常见的提梁盉，该器形制、纹饰应与绍兴306号墓所出提梁盉相似。
鎣盉的出土，进一步证明提梁盉这类器物的铭文为“鎣”，鎣为盉形水器，多用作媵器，如长安县张家坡出土的白百父鎣，盖内铭文为“白百父作孟姬媵鎣”。鎣出土于徐国贵族墓地，应与徐吴联姻有关。从铭文可知，该器是吴国贵族为所铸的媵器,很可能就是嫁至徐国的吴国贵族女子。这与史书记载相符，如《左传·昭公四年》有：“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堵申。”据《尔雅》：“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可见昭公四年时徐王的母亲是吴国贵族女子。而九女墩六号墩(应为四号墩)应为这位吴国贵族女子和她的夫君徐王的合葬墓。
笔者顺藤摸瓜，查对一下，昭公四年为公元前538年，也是周景王七年、楚灵王三年、吴王馀眛六年，当时的徐国国王是章禹。毫无疑问，九女墩六号墩(其实是四号墩)就是章禹的父王徐亘与其母亲的合葬墓了。由此可以推断，邳州九女墩六号墓(其实是四号墓)就是季子挂剑的地方即“季子挂剑台”了。
《徐国简史》印证
就在我这篇论文刚要收笔之际，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一本徐炳仁先生撰写的《徐国简史》。我如获至宝地打开之后，让我获得意外的惊喜。《徐国简史》中的有关章节，使我以上的论点得到更加明确的印证：
“公元前544年，季札访问北方诸国时，路过徐国，腰间佩戴着‘吴王剑’，徐国第43世国君徐亘王面带喜色。季札见亲家喜欢，心中暗想：待我出访北方诸国返回徐国时，一定将此剑赠与亲家徐王。当年，徐亘王在出访楚国期间，因病去世，太子章禹承袭徐国第44世国君。待季札访问北方诸国返回徐国时，便希望将腰中的吴王剑赠与徐王章禹。随从说：‘您的佩剑是吴国的国宝，不能随便赠送给别人。’季札说：我不是将宝剑赠给别人。当年我来徐国送聘礼时，看到徐亘王见了我的佩剑虽然并没有说一句什么话，但是，据我观察徐王的脸色，好像非常喜欢。当时因为我身负访问诸国的使命，所以当时未能将佩剑赠与徐王。虽然这样，当年我还在心中许给了徐王。现在，如果因为徐王去世而不将我的佩剑赠与他，这是欺骗徐亘王的心，也是欺骗我的心，这是贤者所不能做的事情。于是，季札将腰中佩戴的吴王剑双手献给徐王章禹。章禹说：先父王当年并未留下君命要接受这把宝剑，小王万万不敢接受这把宝剑。季札无奈，只得将宝剑挂在了故徐王陵墓旁的一颗大树上。义无反顾地返回吴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季子挂剑的故事发生在徐国，当时徐国的国君是徐亘王，徐亘王的封地就在邳州的武原城，九女墩就是徐国王室的墓葬群，徐君的墓地就是九女墩墓葬区中的四号墩，毫无疑问，九女墩四号墩就是季子挂剑台。
